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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楨，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員等職，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
在其短暫的一生中，足跡踏遍北京、沈陽、哈爾濱、上海、青島、唐山、太原等地，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在奉天（今遼寧省沈陽市）成立了中共奉天黨支部，他為首任書記，領導沈陽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了一系列英勇頑強的革命斗爭。
北大學子 投身革命
任國楨在家排行老四，雖說家境貧寒，但父親還是節衣縮食供他讀書。任國楨1914年考入安東縣（今屬遼寧省丹東市）立中學。他為人誠實，愛主持正義、打抱不平，頗受同學們的愛戴。
1918年暑期，任國楨考入北京大學，先在預科學習2年，后轉入本科俄文系。任國楨在北大俄文系主攻俄文兼學德語，給他上俄語課的是一位俄國女教授，教授中文的是魯迅先生，這兩位教授給他的啟發和影響最深。他曾對同學們說：俄文比英文更難學，俄文嚴格死板，要想在短時間內學好俄文，非下一番苦工不可。他在勤奮攻讀俄文的同時，還去旁聽國文課，聽劉師培的金石學和錢玄同的音韻學等；每日課余，除了在校園里散步，就是在圖書館里看書。他特別愛看新書，對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發表的文章，尤感興趣。他很注意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當時各個方面的情況，凡是本校和國內外學者名流的講演都去聽，聽完以后，總要思考一些問題。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任國楨成為積極分子。他的同學董德芳后來回憶說：
子卿（任國楨字子卿）和我在北大學習期間，不論住在宿舍或公寓，都是在一個房間。他參加這次運動態度積極而勇敢，諸如講演、游行或到總統府請愿，陣陣當先。茲舉二例以攬其它：“五四”打倒賣國賊一役，當我們大隊沖到趙家樓曹賊住所時，曹家閉門不納，學生義憤，乃破門而入，子卿一馬當先闖進，我站在門外吶喊助威，不久院內起火燒了趙家樓，痛打了賣國賊。到一個月后，“六三”一役，我校同學約定每天分組出校講演，子卿自報奮勇，第一天參加一個小組出校活動，當時街頭布滿軍警，狀極可怖。子卿出校后果被捕，押解在北大第三院內，我去給子卿送行李，不料也不讓出來了。到了第三天，全國罷課罷市，曹、章等賊都被罷免，街頭軍警都撤了，把守北大第三院門的警察也不見了，被押的同學才得出來。
1920年秋，任國楨打算去俄國留學，因家中無力供給留學費用，未能成行。后來在俄語教授的幫助下，與俄國大使館建立了密切關系，經常到俄國大使館閱讀俄文書刊，埋頭攻讀馬列主義和俄國文藝，如有心得便寫文章向俄國報刊投稿，每月還能獲得一些稿費，彌補學費的不足。1921年夏，魯迅先生擔任《晨報副刊》主筆，任國楨經常向《晨報》投稿并協助魯迅校訂文稿、翻譯小說等。
在魯迅的影響下，他非常關注蘇俄文學事業的發展，尤其關心蘇俄文藝大論戰的情況。大約從1923年起，他開始搜集發表在蘇聯報刊上的有關文藝論戰的文章，到1924年下半年選擇出論文三篇，并將三篇譯著輯成《蘇聯的文化論戰》一書，請魯迅校訂并撰寫《前記》。此書大約于1925年四五月間定稿，1925年秋由魯迅交付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對這本書給予很高評價，他在《前記》中說：“不獨文藝，中國至今于蘇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間或有人欣幸他資本制度的復活。任國楨君獨能就俄國的雜志中選擇論文三篇，使我們借此稍稍知道他們文壇上論辯的大概，實在是極為有益的事——至少是對于留心世界文藝的人們。”
在北大學習期間，任國楨在李大釗等人的引領下，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任國楨從北大俄文系畢業后，本來可以做一名翻譯家、報社的編輯、作家等，但1925年夏，任國楨還未等到參加北大的畢業典禮，就投身到了革命活動中。
建立中共奉天支部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任國楨被中共北京區委派到奉天建立黨組織，聲援“五卅”反帝愛國斗爭。
這時，奉天已經掀起了聲援“五卅”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6月10日，南滿洲醫科大學、南滿中學堂等十三四所大中學校學生舉行罷課游行，齊赴省公署請愿，提出通電援助和慰問上海學生團、募捐救濟、與英日經濟絕交、請政府嚴重交涉、開展示威運動等5項要求。6月11日，南滿醫科大學120名中國學生宣布退學，并發表退學宣言。接著，日本人設立的同文職業學校學生宣布退學，并發表退學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暴行。在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面前，奉系軍閥當局極為驚恐，下令學校全部停課，提前放暑假，學生一律回家，并派大批軍警對學校進行監視、警戒和巡邏，瘋狂鎮壓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
就在這時候，任國楨來到了奉天，住在大南門里路東一家南紙店里。他經常到附近的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青年會報刊比較全，有上海、北京和東三省的各種報刊，其中有《向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由于張學良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譽會長，閻寶航是青年會總干事，經費很充足，這里聚集了一大批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任國楨在這里認識了蘇子元、高子升等一批進步青年。
“五卅慘案”發生后，高子升、蘇子元拜訪了任國楨，當時蘇子元等人并不知道任國楨是共產黨員，也不知道他是中共北京區委派來建黨的，只是朋友關系。在交談中任國楨說應在奉天組織青年學生支援“五卅運動”，進行反帝斗爭。蘇子元介紹說：“奉天以前沒有學生聯合會的組織，更沒有工人組織，而商會、教育會是不肯干這件事的。但是在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活動的學生中，有不少愛國青年。在參加‘文學研究會’的學生中，有不少同情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為支援‘五卅運動’，開展反帝斗爭，有可能將奉天各中學以上的學生組織起來。”
任國楨聽后很高興，商議后決定他們分頭到各學校進行聯絡，因蘇子元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能夠廣泛聯系青年，他首先到小河沿醫學院找了幾名進步青年，其中有高啟福、吳執中、白希清等，又通過吳、白兩人和其他學校串聯，6月5日各學校學生代表在小河沿醫學院開會，籌備成立奉天學生聯合會和支援“五卅運動”的示威游行。任國楨通知中共黨員吳曉天參加學生聯合會，吳曉天代表全國學生聯合會指導奉天學聯工作。
一切準備就緒后，于6月10日奉天中學以上各校學生齊集在小河沿醫學院，進行請愿和示威游行并高喊“打倒英日帝國主義！”“捐助死難工友”“收回治外法權”等口號。當時，奉天省公署驚慌失措，最后，把閻寶航請出來，讓他勸說學生不要搞運動，有什么要求由他向當局轉達，學生代表與當局談判，閻寶航為調停人。談判的結果：當局答應成立奉天學生聯合會；允許學生募捐支援上海被打傷的工人，但不允許學生游行示威。省公署怕學生把事態擴大，下令通知各學校提前放暑假。
針對反動當局提前放暑假的陰謀，任國楨決定將計就計。借當局通知各學校提前放假這個機會，任國楨和吳曉天找到蘇子元商量，認為應進一步把奉天的學生組織起來，提高學生的政治覺悟。蘇子元提出用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辦暑期大學。
參加暑期大學的不僅有學生，還有經常到青年會活動的小學教員和各界青年。閻寶航任校長，教員有5個人，分工是：任國楨講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等課程，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吳曉天講學生運動；陳日新講社會主義史；安懷音講新聞宣傳；蘇尚達講費邊合作社。
暑期大學結束后，為了繼續推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黨、團積極分子，任國楨和吳曉天就把信仰共產主義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一個“革命同志會”，在他們中發展了一批黨團員，建立了黨小組。當時入黨的有高子升、吳竹邨、郭綱等，入團的有蘇子元、李正蔚、張光奇等。
由于各方面條件的基本成熟，中共奉天支部于1925年9月初成立，隸屬于中共北京區委領導，書記為任國楨。
領導罷工被捕入獄
1925年9月，為了加強哈爾濱的組織力量，黨把任國楨派到哈爾濱工作。他到哈爾濱后住在十四道街，以編輯《東北早報》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幾個月以后任國楨被捕，關押在吉林監獄。1927年2月出獄后，黨組織又派他到奉天接替楊韋堅任奉天市黨支部書記，領導工人運動。這時奉天黨支部的辦公地址秘密設在一家名叫老精華的眼鏡公司的二樓。
此時，任國楨的身體很虛弱。在恢復和發展全市基層黨組織的過程中，任國楨東奔西走，到基層黨組織搞調查研究、找黨員談話傾聽意見，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位于奉天火車站附近的老精華眼鏡公司與小河沿一帶的奉天醫專和兵工廠相距十幾公里的路程，任國楨到那里去與基層黨組織和分散的黨員接頭，都是步行前往，以節省組織上的活動經費。
這一時期，黨組織在奉天的力量已有所增強，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以及農民運動都已列入黨的工作日程。許多在日本資本家工廠做工的中國工人，為反對虐待，改善政治經濟地位，相繼舉行多次罷工斗爭。特別是1927年5月，黨領導的奉天制麻株式會社機織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首先舉行罷工，經過10多天的斗爭，迫使日本資本家不得不答復工人的要求。但狡猾的日本資本家并不甘心，他們伺機圖謀報復，在發放工資時派警察借故逮捕了罷工首領祁長詳。
面對敵人的瘋狂反撲，全體工人怒不可遏。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繼續堅持斗爭，罷工一直持續了27天，日本資本家終于讓步，答應工人的要求，釋放了祁長詳，斗爭取得了勝利。事后，敵人偵知這次罷工和任國楨有關系，于7月間從老精華眼鏡店將任國楨逮捕，押解在日本警察署，后引渡到奉天商埠警察局，再轉送奉天督軍公署軍法處，關押在奉天第一監獄。
針對此段歷史，任國楨的兒子任為曾回憶：
后來聽大人們說，父親于1927年5月在奉天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制麻株式會社600多名工人舉行的罷工，后來被日本警察署逮捕入獄。同時與我父親一塊被捕的有奉天支部委員楊志云，他們在獄中遭到日本人的殘酷刑訊、拷打，可是他們為了保守黨的機密，頂住常人難以忍受的酷刑，拒不招供。當時，社會上愛國人士傅立漁先生到處聲援，說這幾名被關押的只是愛國青年，沒有其他政治色彩，應予以釋放。日本人迫于社會輿論和知名人士的壓力，于1927年7月間將我父親引渡給中國奉天當局軍法處，關押在小西門第一監獄。在獄中，黨組織為了營救被捕的同志，用金錢買通了典獄長王忱；我堂兄任福德（又稱任伯）在奉天讀書，多次到監獄探視我父親。經過多方活動，使我父親在獄中得到一些自由，腳鐐被摘除，并安排他教王典獄長的兒子學國文，楊志云負責教武術。有時還能看到一些從外面弄來的進步書籍和報紙，伙食也略有改善。為了早日回到組織的懷抱，我父親在獄中寫了一份呈文讓我堂兄任伯帶給他北京大學的同學安仲志轉交有關部門，爭取社會各界的幫助。這時發生了“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為父發喪，特赦政治犯，同時迫于社會各界輿論壓力，當局于1928年夏將我父親和楊志云一起釋放。父親回老家只住了三個月，接觸了一些安東地區的工人代表，幫助地方籌建了黨的組織。不久，被省委調走，一去就再無音信。
鐵骨錚錚，堅貞不渝
任國楨的工作調動十分頻繁，但只要黨一聲令下，他二話沒有，打起行李就踏上征程。此后，中共滿洲省委派任國楨到上海中央干部培訓班學習。學習結束后又輾轉山東、山西等地為黨工作。
1931年10月，黨分配任國楨為河北省委駐山西特派員（當時山西黨的組織為特委，屬河北省委領導）。臨行前，河北省委書記馬輝之找任國楨談話，向他說明山西黨的組織屢遭破壞，那里急切需要去人幫助恢復和健全組織，開展黨的工作。重任在肩，使這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不能有半點遲疑。他在北平（今北京）告別了妻子和不到周歲的小女兒，只身一人奔赴太原。
山西省是軍閥閻錫山的老窩，閻錫山為了筑牢在山西的統治地位，實施反共政策，瘋狂捕殺共產黨人，鎮壓革命運動，太原處于白色恐怖當中。
任國楨到太原后，不顧個人的安危，繼續積極工作。一天，設在典膳所八號的中共山西特委機關，又被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清共委員會破壞，逮捕了河北省委派來山西工作的陳伯英等人。陳伯英被捕后很快叛變，向敵人供出了山西黨團特委和軍委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他所知道的共產黨員名單。隨后，便帶領特務到旅館、車站、兵工廠等處搜尋，逮捕了任國楨和山西特委領導人陰凱卿、劉天章和共青團特委委員于澄波、共產黨員杜文卿、高順喜等人。
任國楨在敵人的心目中是上邊派來的一個“大共產黨”，逮捕了他，滿以為會得到共產黨更高層的機密。可是，事與愿違。幾次審訊，敵人都沒有從任國楨那里得到任何一點對他們有用的東西。敵人只好把叛徒陳伯英叫到堂上，與任國楨對質。可是，叛徒在敵人面前，只能說出任國楨是河北省派來山西的黨的負責人，別的什么也不知道。任國楨怒斥叛徒說：無恥的東西，人民早晚會向你清算的！
敵人看到叛徒這張王牌已經無用，便對任國楨施用各種酷刑，進行摧殘折磨。然而，任國楨在各種難以忍受的酷刑下，卻是錚錚鐵骨。
敵人的一切陰謀手段都失敗了。1931年11月13日（亦有12月中旬和11月21日的說法），山西臨時特種軍事法庭判處任國楨、陰凱卿、劉天章等人死刑，并在太原小東門外將他們殺害。
